第三，权力缺席致使权力推定有了可能。

有学者提升了利益衡量的范围，超越了仅仅就同质利益进行比较的传统观点和做法，认为异质利益衡量的求解路径存在于从抽象命题到具体情境的转变中，其在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层面是可解的。三、法律方法对法治实践的推动与促进 除了以上理论积淀和提升之外，法律方法论还能够对法治发挥直接的推动作用。

(一)宏观理念层面 以往的法律方法论研究大致局限在技术层面，缺少对法治建设的宏观把握。近代以来，两大法系的司法判例制度又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对案例指导制度有着重要借鉴意义(57)。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在中国法学研究中已经成为显学，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25)董长春：《唐律法律解释文本形式的意义》，《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除了对不同利益本身的内容与形式作透彻分析之外，客观存在的基本共识为妥当的利益衡量提供了合理性论证的坚实基础。

(20)刘远：《面向司法的刑法学建构探析》，《法学》2014年第10期。杜强强：《目的论的思考在宪法裁判中的功能——从法学方法的角度重读纽约时报诉苏利文及其后续案》，《人大法律评论》2014年第1辑。然而，严格说来，杀鲧又似乎没有诉讼过程，更像一道密令之下的秘密处决。

于是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视其为德行于二女，以理家而观国也。随后分别对夏娃和亚当做了判罚，并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也因此，凡是弱化庭审、强化侦讯的刑事诉讼，都是法治不彰的表现。权威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神。

对鲧的处置不宜拖延，否则可能引发叛乱。因而主张，在必须让坏人说点儿什么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让他们说真话。

没有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便无从说起。毋庸讳言，这个麻烦正是给权威预备的。帝尧问身边众官，派谁去治理洪水为宜，众官皆曰鲧可。帝尧却认为鲧负命毁族，不可，但众官强谏，说试一下无妨。

《五帝本纪》甚至为鲧的不幸埋下伏笔，为尧用人失误预留说辞。这种意义上的刑事诉讼，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取代了血亲复仇，且优先于加害人与被害人和解。因为在决心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座罪恶之城前，耶和华曾说：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又因为有道路，前车后辙，平稳省力，不易迷路。

（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三民书局1998年版，14页。同理，夏娃先吃了禁果，先有了智慧，她让蒙昧的亚当做任何错事，错都不在亚当。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对亚当、夏娃是禁果，对蛇则不是。因此，庭审质证是刑事诉讼的核心与关键，侦查、起诉环节的问题在此可以一目了然并得以纠正。

） 进入专题： 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 。次要的条件是，权威治下的个人或群体有某种罪错需要追究。其二，耶和华没有对蛇发问就直接判罚，是在暗示坏人没有辩解的权利吗？许多人相信，坏人一旦开口，就只有诡辩，还不如不让他们开口。也因此，刑事诉讼法反映着大众安全利益与个人自由利益之间的重大冲突，成了国家基本法的测震器。而正是在巡狩期间，舜得知鲧治水无功，百姓不便，特意归来向帝尧汇报情况，请示之后，殛鲧于羽山。因为路人络绎，车水马龙，不能任性狂奔，所以马自身更安全，骑马者也更安全，路人车马对如何行走皆有稳定期待，终会实现整体路面安全。

史记对这次诛杀重臣事件的叙述视角，只是帝尧听认另一重臣的汇报。再者，当她听到丈夫全无担当，推诿塞责之后，并没有反戈一击。

前者如帝尧殛鲧，后者如耶和华逐亚当、夏娃出伊甸园。至于重臣伏诛，罪名不重要，申辩不重要，甚至有无审判也不重要

【内容提要】 在2014年中，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凸显自身的实践功能，力图对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发挥直接而明确的推动作用，这一宏观指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理论基础方面，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之争并未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其背后的共识是法学研究应当取长补短，在各自分析视角内为法治实践提供最优参考。(41)陈金钊：《法律修辞方法对构建法治意识形态的意义》，《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8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主办中国法律学术的社会构建及其方法。因之，无论逻辑命题还是修辞命题，都可以参与法治秩序的建构(35)。比之于律例适用的逻辑论证，情理参与的论证属于强化、补充逻辑论证的修辞论证(38)。目的解释主要被用于堵截处罚方面的漏洞，确保刑法之网的严密性与开放性。

例如指导性案例18号是第一个劳动法指导性案例，就该案自身的判决理由和结论来说，多种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都能够证成其合法性与合理性。(二)具体制度层面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设和完善了相当多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司法制度。

注释： ①宪法方面如陈征：《从第一次堕胎判决中透视德国宪法教义学》，《清华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可以说，虽然法理学研究中并没有在专门阐释法教义学方面做出特别突出的数量上的贡献，但是，法教义学实质上已经在部门法中得到了普遍认可和接受，并逐渐自觉地遵循这一进路来展开研究。

《唐律疏议》作为中国古代法律解释的集大成者，在法律解释的文本形式方面具有一律一释、律释合典、文本结构的非独立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是中国古代法律解释发展的重要经验。在法律论证的基础研究部分，有学者认为，法律论证面向现实生活，需要具备严格的逻辑语言和规范的思维导向，因而无论是基础主义还是融贯论都对法律论证具有关键作用。

例如，有学者重新肯定了文义解释的意义，通过运用一系列以明晰的规则表达的文义解释操作技术，法律文本的意义模糊问题得以消解，有助于提高司法裁判质量，维护司法正义。(一)法律解释方法 从历史发展和学术积淀的角度来说，法律解释方法是整个法律方法论体系中最为深厚的，其影响力和成果也最为突出。司法判例制度的变化受到制定法发展的影响。(46)杜强强：《论民法任意性规范的合宪性解释——以余丽诉新浪网公司案为切入点》，《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事实上，法律方法对于造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本身也可以逐渐被法律化，成为法律渊源的一部分。由于法律解释一直强调裁判理由的合法性基础，这一点与近年来部门法学自觉推崇的法教义学有着内在一致性，因此，法律解释仍然在部门法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实务上类推适用有欠严谨，此外解释契约忽略经济逻辑，并不妥当。④苏力：《中国法学研究格局的流变》，《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

赵运锋：《刑法类推解释禁止之思考》，《当代法学》2014年第5期。有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在当前被认为仅有事实上的效力而无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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